的治疗师办公室。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主任迎了出来。

    “谢总。”他说，“好久不见。”

    谢丞礼点头，“打扰了。”

    “哪儿的话。”黄主任笑着请他进门，“听说你最近状态很好，没想到还愿意关心这些。”

    “状态还好。”他顿了一下，“我是想了解一点别的。”

    “哦？”

    “关于脊髓完全性损伤的修复型介入手术。”他语气平稳，“我想知道目前全球有哪些国家在推进？临床试验的进展是怎样的？以及，亚洲区是否有可以申请试点的可能性。”

    黄主任显然没预料到他如此开门见山，微怔了几秒：“你是想参与试验，还是......”

    “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可能。”谢丞礼没有犹豫，语气坚决，“我已经接受现实，也接受脊髓损伤不可逆。但如果有机会，我想知道，现在技术的成熟程度，我还有没有必要进行尝试。哪怕只是改善一点。”

    老主任看了他一眼。

    眼前这个年轻人，轮椅里的坐姿极稳，表情一贯沉静，可他刚才那段话，不是询问可能，而是带着一种悄然觉醒，向外伸手求助的姿态。

    “我明白。”老主任点头，“你等一下，我把资料调出来。”

    他们在办公室待了近两个小时。

    从欧美最新一批神经接口试验到日本的干细胞研究项目，从康复配合方案到术后评估机制，谢丞礼问得很细，听得也很认真。他一边听，一边在手机上做笔记，偶尔停下来询问某项手术方式的可及性、周期和排异风险，像个重新整理未来蓝图的建筑师。

    黄主任看着他的眼神渐渐变了。

    他们早年以为他只是稳定适应残疾生活的患者代表，现在才发现，他并不是适应，而是主动选择和过去完整健康的人生做好了割舍。但如今，他似乎开始不甘心了。

    两小时后，谢丞礼退出办公室，手上多了几份资料，还有一封介绍信，是主任临时打印的，上面列出一位德国神经修复团队联络人的邮件地址。

    他把联系方式记录在手机备忘录里。江屿和司机已经等在门口。直到坐回车里，江屿打开后备箱放好他的轮椅时，才隐约察觉出什么：“谢总，等下的会需要推后吗？”

    “不用。”谢丞礼想了想，又开口，“晚点帮我联络一位专业医学翻译。我要写封邮件。”

    江屿略一愣。只“好的”一声，把车门合上。

    车子平稳驶出康复中心大门时，谢丞礼坐在后排，目光落在窗外的落地玻璃上。那一整面透明幕墙后面，就是便签墙的方向。

    他轻轻闭了闭眼。

    从离开那里那一刻开始，他知道，自己大概再也不会是那个什么都不敢期待，只会躲在“别靠近我”的挡箭牌后的人了。

    他想要试试努力一次。他不想让她等的，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人。

    ——

    CBD华灯初上，可街边行人寥落，昏黄的路灯一盏一盏亮着，光影被风切得细碎。

    温尔窝在家里书房的懒人沙发上，膝上摊着几份还未整理完的春季快销新品版型资料。白天的学习结束得比预期早，她回办公室开了个会，就翘了下午的班直接回了家。展会前的这一两周，是最后的调整期，工作能带回家，她也更愿意安静地独自处理。

    她刚泡了热水，拿着杯子时手指不小心碰到纸边，把桌上的一个小便签勾掉了。

    那张纸是她今天从南城区康复中心带回来的。

    她其实写了两次便签。第一次写坏了，就没贴在墙上，带了回来。随手夹在手帐的最后一页，贴着那张旧的日程表。

    “如果你开口，我会给你延长期限。”

    她写完之后撇撇嘴，觉得自己不能这么没原则，于是重新写了一张贴上去。

    她今天在那面留言墙前站了很久。

    那一整面墙，贴满了各种颜色的便利贴，有稚嫩的、有急促潦草的、有拼命克制却还是写了一大段，写到最后字越来越小的……她站在原地，突然很想哭。

    并不是难过，而是一种奇异的感动。

    她从不觉得残疾是脆弱的代名词。真正脆弱的，是人不相信自己有爱的能力。

    温尔手指轻轻摩挲那张便签的边角，然后把它叠好，塞进一本线装草稿本里。放妥之后，她抬头，望向窗外。

    夜色沉沉，玻璃上映出她自己的影子，模糊不清。

    自己今天触到了三年前谢丞礼的一角，那是一个她被完全隔绝在外的拼图的其中一块。这一秒，她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一种隐秘的牵引感，仿佛他们之间隔着城市三年的灯火和晚风，终于遥遥相望，四目相对。

    ——

    城西别墅。

    谢丞礼坐在床头，膝上放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正显示着草拟邮件的页面。他写了很久，删了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