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小孩吃完饭就被云景然赶到楼上去写作业了，天色渐晚，何雨舟还没回来，于是她留了一人份的饭菜，动身去学校找了一圈，没找到人，站在学校门口给周燕打电话过去问是不是把小孩接走了。

    周燕这会儿正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出差，她要代表公司参加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时差问题打不通电话。不过即使能打通，因为云景然的手机并没有开通国际漫游，所以本来也打不过去。

    云景然这会儿有点慌了，她先是打电话问了问班主任李玉英，被告知孩子们是正常放学的，又给了鼓乐队老师的电话让问问。

    她一连打了三四个电话，就差拨给校长了。这群学校的负责人是你推给我我推给你，总之没人知道何雨舟上哪去了。

    学校的人也都是见风使舵的，如果打电话来告知找不着的是局长家儿子或者某集团未来继承人，绝对不会是这个态度。

    周燕那会儿给何雨舟报名的时候，没透露自己和前夫的身份。她之所以把小儿子送到公立小学来，就是怕他跟哥哥姐姐一样染上了所谓富二代的官僚资本主义作风，于是只写了个自由职业者，卖东西的生意人。

    可不是么，在城中村卖猪肉烧饼是卖东西，在全球卖芯片也是卖东西，都是做生意，分什么高低贵贱。

    也正是因为如此，六年来，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也罢，对何雨舟没一点另眼相待，所谓重视都是小孩自己学习好，争气换来的。

    赶忙给何雨舟家的司机和保姆阿姨都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复是没见到人，还没到每天晚上八点半接小少爷回家的时间。周燕是给何雨舟配了手机的，也叮嘱过随身携带，但是何雨舟很少带手机去学校，打过去也是忙音。

    于是，何雨舟家里的司机帮佣一窝蜂出动地毯式搜寻小少爷的踪迹。云景然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圈没有收获，急急忙忙跑回家，本来想着告诉三个孩子何雨舟找不到了，又担心三个人去找也给跑丢了，只好把自家老弟拉出来，小声问他知不知道何雨舟上哪去了。

    云景焕皱眉思忖了下，说：“姐，你如果信得过我，你们在附近找，我坐地铁出去找，我可能知道他上哪去了。”

    云景然有点不放心，但想了想，自家老弟从上小学前发烧那次之后，成熟懂事了很多，办事也没什么不靠谱的时候。

    她于是说：“找不到就赶紧回来，你把我手机带上，我就在家，有什么事情打家里电话。”

    云景焕点头，接过手机跟屋里两个不明所以的同学打了声招呼，就下了楼。

    比起前世那几个小时的对话，这一次，他和何雨舟同窗六年。虽然对方也只是个半大孩子，但是云景焕自信地认为，他们之间不说是形影不离，但一定是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基础，矫情一点，用青梅竹马来形容也不为过。

    所以，他了解何雨舟，甚至可以确信，自己比陈圆叙和何潇潇更了解何雨舟。

    何雨舟是父母离婚后跟随母亲从京城搬来了海市，周燕是个很要强的女人，不同于其他豪门丈夫可以容忍所谓小三小四的发妻，在发现何雨舟爸爸出轨之后，宁愿舍弃手中的股份和豪门太太的身份地位，冒着可能无法带走任何一个孩子的风险，也一定要脱离这桩失败痛苦的婚姻。

    只有云景焕知道，其实早在周燕发现丈夫出轨的一年以前，何雨舟已经亲眼目睹父亲带外面的女人回家。早熟如何雨舟，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带着自己的私心和对母亲的愧疚，努力维护着家庭的圆满。

    父母工作都忙，一家人团聚的时间屈指可数，兄姐比他大很多，要么在国际学校住宿，要么已经在国外读高中。于是幼小的他成为父母关系的调停者。

    何雨舟并不是真的早慧，只是不论是父母还是叔伯姑婶，给他灌输的思想便是只有足够听话和优秀，爸爸妈妈才会爱你，永远不会离开你。

    周燕确实如她所言，最爱小儿子，也如她所言，永远不会离开他。

    所以她带着小儿子一起离开了秦家。

    何雨舟跟随周燕事业的变动，又或许是不断地逃离秦家的掌控，从京城搬到港城，又从港城搬来海市，原本“家”的概念在三年奔波中削弱磨灭，摇摇欲坠，他总是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但是大房子里很少能见到周燕，更别提其他亲近的人。

    因此，他格外喜欢去云景焕家，除了放学的“托管”，即使是双休和假期，他也会一个人坐着地铁穿过幽深的小巷，没有预兆地敲门，在这个三十平米的小平房里和云景然姐弟度过漫长的一天。

    起初云景焕并不能理解，他将这种行为看作是富人“我不要很多很多钱，我要很多很多爱”的无病呻吟。

    直到他看了何雨舟的笔记本，从清晨六点到晚上十一点精细到每一分钟的学习时间表，和被大颗大颗眼泪化开了的笔墨痕迹。

    他想到何雨舟七岁就会一口伦敦腔，会弹钢琴会写毛笔字，掌握的技能已经超过了他这个活过二十四岁的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