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起手肘，压上自己那个空座位的椅背，俯身越过瑞德肩头去看同一份资料，“那我们就不能排除帮派作案的可能。”

    “可是现场看起来不像帮派通常的作风，虽然有尸|体，但太干净了。”瑞德不以为然，他迅速反驳了这个思路，紧接着补充上详细的理由，“他们要么通过极端暴力或血腥来震慑他人，展示地位；要么下手隐蔽，干脆不留尸首，直接让人‘失踪’，以规避大众关注和执法部门的追查。用折衷的方式谋杀对他们来说反而没有意义。”

    说到这里，年轻的探员顺手把一缕因低头而滑落到眼前的头发重新别回耳后，眉眼间仍残存有困惑不解的痕迹：“不过关于折衷，我确实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点。不明嫌犯在选择作案目标和地点时，似乎采取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标准。”

    “第一位受害者雷蒙德·科顿是高位截瘫的退伍军人，第二位受害者妮可·马丁内兹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第三位受害者内森·卡曼是长期在花店工作的单身父亲，第四位……呃，加西亚？”

    显然，即使天才如斯潘塞·瑞德，涉及警方调查的最新进展时，也不能无中生有，同样需要一点场外援助。

    “加西亚随时为您服务！”一直和他们保持通讯的数据分析师被叫到名字，立时心领神会地打开摄像头，露脸打了个招呼，“让我看看，我们的第四位受害者名叫维多利亚·罗宾斯，67岁，退休人士。这个可怜人的丈夫约翰·罗宾斯五年前因病去世，她没有再婚，目前和45岁的未婚女儿克莱尔·罗宾斯住在一起。”

    达弗涅欧斯旁观他们这一番互动，不免感觉有些新鲜。

    以前他做的都是卧底任务，跟进一个案子所需的时间短则几周或几个月不等，长则动辄几年，潜入期间与团队的信息传递渠道和时间严重受限，一旦出现突发状况，多半只能依靠自己的临场反应顶上，事后再找机会复盘总结，因此对局内后勤技术人员的依赖往往比较微弱。

    现在看来，将来的工作中必定不乏这种小组内部频繁、紧密的远程合作，他需要一定程度地转变过去的思维，主动适应新的工作模式，才好融入团队。

    而且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更迭进步能为人类增添许多便利与益处，在刑侦方面也不例外。

    加西亚的工作就是个很好的证明，如果小组内缺少她这样的技术专家，那么他们就得等抵达警局后才能拿到第四位受害者的基本资料，无形中浪费掉本就宝贵的时间。

    另一边，刚捋完一遍受害人信息的瑞德进一步阐明观点：“这四个人或行动不便、足不出户，或作息规律、洁身自好。综合这些因素来看，他们已经算是当地的低风险人群。甚至正因周边环境不够安全，他们的警惕性应该更高，绝非好得手的目标。”

    总结一下就是说，这个凶手持续在高风险地区作案，却选择对其中的低风险人群下手。

    乍一听，这种做法好像是为了调整平衡作案难度，但不对的地方也就在于此：犯罪行为不是经济投资，它根本不讲究风险对冲。

    犯罪目的将决定罪犯的行为，理论上，假设存在一个纯粹理性、逻辑严密的“理想”犯人，那么他的目的一定会毫无偏移地贯穿犯罪过程中的所有行为；反言之，通过分析其行为，应当能够顺滑无碍地倒推出最初的目的。

    可人毕竟不是纯粹理性的生物，太多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激素分泌、神经信号，乃至思维走向，导致他们“控制不住”、“情难自已”乃至“头脑一热”，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反应到现实的犯罪中，就表现为罪犯会关注不必要的细节，做多余的事，行为上会不自觉产生种种冲突。

    这些看似不合理的矛盾冲突，正是不明嫌犯的破绽所在，也是建立他们心理侧写的最佳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