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前，43岁的雷蒙德·科顿被发现死于市中心的家中，仅后颈有一处刺穿伤。经法医判定，此处为致命伤。”

    大家纷纷落座后，JJ分发一圈文件，接着按下遥控器，在她身后的显示屏上投放出受害者和案发现场照片，开始介绍基本案情。

    “当时警方将其视作独立的入室谋杀案，但之后的每周五都出现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受害者死因相同，身上均存在同样的伤口。于是他们把这三起案件联系起来，认为是连环谋杀，并且在昨天联系了我们，正式请求帮助。”

    有明显的作案特征，冷却期大约为一周，已经出现三起案件。听起来的确是非常标准的连环谋杀案，值得重视，不过并不足以解释霍奇中断小组正常工作，提早召集所有人开会的行为。

    没错，即使身处总部大楼，上班也是上班，坐办公室固然比出外勤轻松，该有的活儿却不会自动减少。寻找证据、逮捕犯人是工作，破案后撰写相关文书和报告同样是工作，而且反倒是占比相当大的一个部分。

    听起来不够酷，实际上也确实平淡枯燥，这就是现实。哪怕放眼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执法人员的工作内容恐怕还是相差无几。

    尤其调查局的行为分析小组，他们有权应要求评估、指导、侦办国内的所有重大案件，包括但不限于连环谋杀案，因此工作量只有越积压越多，却没有一键清零。

    毕竟随心所欲的罪犯可不会体恤联邦探员有多么忙碌和疲惫，永远有办不完的案子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案件无缝衔接，探员全年无休从来也不是梦。

    至于随之而来的文书工作，那就只能自行安排到每个案件之间的那点间隙中了。加班，回家加班，推给同事，或者压榨案件间的零碎时间做完，总归是这么几种经久不衰但足够有效的老方法。

    所以说，简报会议前面的这两个小时看着不算长，可大家都已经规划好用途。无论怎么想，霍奇这位挺通情达理的组长一般应该不会随意打扰他们的计划。

    除非他有合适的理由，并且确实别无选择。

    “为什么这么紧急，情况有变？” 正式开始关于案情的讨论之前，摩根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问出所有组员心底的疑惑，免去了他们暗地里猜来猜去的麻烦。

    “今天早晨，洛杉矶警方在北好莱坞发现了一具新的尸|体，现场遗留的作案标志完全一致。”霍奇没有故弄玄虚，他清晰的回答彻底落实了组员们隐隐约约的不妙预感，令众人不由心下一沉，“这已经是第四起谋杀案，形势紧急。警局为此新成立了专案组，希望我们尽快加入，领导调查。”

    人命关天，伴随着他的言语，坐在桌边的每个人神情都愈发凝重。

    艾米莉立刻翻开文件夹，确认时间：“最近的一次谋杀发生在……上周五。这次作案的冷却期突然从七天缩短到三天？变化这样剧烈，不明嫌犯很可能再次受到了什么重大刺激。”

    “又或许他只是开始退化，才导致自控能力衰退，很多连环杀手身上都会发生这个过程。”坐在她对面的摩根指出了另一种可能性。

    不管是哪种原因，冷却期的急速缩短都是个足够危险的信号，会让事态朝更严峻棘手的方向发展。这种行为一旦开始，就只会加剧，不会缓和。他们能做到的唯有同凶手竞速，力争在出现更多受害者前将其逮捕归案。

    这意味着仅剩下不到三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去找到并抓捕不明嫌犯，失败的代价则将是一条条无辜者的性命。

    毫无疑问，这是个糟糕的情况。对潜在受害者，当地警方和行为分析小组，乃至不明嫌犯本人而言都是如此。

    “我们都清楚问题的严重性，时间紧迫。”霍奇面容严肃地环视一周，目光逐一扫过在场五位探员的脸庞，“飞机三十分钟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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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心肠柔软，意志坚定。我正相反：我意志软弱，铁石心肠。——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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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的航线斜向横跨东西海岸，飞行时长接近六个小时，恰好为小组继续讨论案情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洛杉矶警局对第一起案件的前期误判，以及对第二起相似案件是否需要并案的迟疑其实可以理解，看看这几个案发地点，市中心、南洛杉矶、瓦茨、北好莱坞，这些地区的犯罪率本就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市内最为混乱的区域。”

    瑞德从桌上摊开的文件中抬起头，零零散散地分享起一些和数据有关的初步想法，“事实上，如果不是不明嫌犯留下的作案标志太固定，我怀疑当地警方未必能在第三起案件发生后就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

    即使在穷凶极恶的谋杀犯之中，坚持只靠后颈处一模一样的刺穿伤致人于死地，也可以算是个难以错认的独特标志。

    “四起案件都发生在高风险地区内。”原本去机舱后面转悠的摩根听见声音便走回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