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曾以为，人是可以活成一棵树的。

    深埋于土，安静地长，不问归处。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你。

    那天阳光很亮，你从南郊的秋叶里走来，带着一身不属于关中的气息，干净、白净、连笑都张扬。你说：“你让我安静。”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原来光是会让人疼的。

    后来我才知道，光不疼。疼的是我们一生都在逃的自己。

    我从小就是那种让人一眼看了就摇头的孩子。

    不是顽皮，不是调皮捣蛋，更不是那种拿棍子追狗满村跑的小混球。只是静——安安静静地坐着，看你一眼就低头，把话咽进肚子里的那种安静。仿佛我从来就不属于热闹的那一边。

    我的动作里总缺了点“男孩该有的样子”：不抢、不闹、不争先。课堂上从不主动举手，连偶尔被点名回答问题也像是被判了刑，结结巴巴之后换来的是轻轻的笑声。操场上，我从来都是看，不是参与。

    我常常是一个人：一个人上学放学、一个人写作业、一个人蹲在屋檐下看蚂蚁排队搬家。午后的阳光晒在瓦片上，而我就在那道阴影里，拎着水壶走向地头，不说话也不喊人。

    偶尔路过巷子口，看到一群男孩嘻笑着冲向村口的河滩，脚底扬起一层土雾，像突然奔跑的山雀。我会停下脚步，站在墙角，看他们的背影。看着看着，心里隐隐发紧，像有人悄悄捏住了什么。

    那是什么情绪呢？我也说不上来。像羡慕，又像某种更深更远的渴望，一种说不出口的、像饿了很久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在忍的那种渴望。

    但我不是他们。我更像是那棵歪脖老槐树下长出来的一株小蒿草。细瘦、弯曲、不起眼。风吹一吹就低头，不会引人注意，也没人愿意去踩。

    在陕西关中渭北平原的这个叫下岿的小镇上，男孩的命仿佛早早地被写进了土地的年轮里。读完初中，考不上高中，就得南下去广东，车间拧螺丝、工地搬砖、或者站在服务台后穿上别人发的制服说“欢迎光临”；听话一点的，就留在镇上，开个铺子，修摩托、修电视，熬一辈子。

    而我——他们都说，我这性子，走不远。不是我说的，是他们说的。

    他们看我的眼神，像在打量一棵长歪的树：细，怯，别扭，不顺眼。不是读书的料，也不是干活的命。仿佛我该去干什么，早就写好了剧本，不容我更改半句。

    我父亲不怎么说话，嘴角总叼着三块钱一包的“窄版烟”，味呛得人心烦，烟灰掉在衣襟上也不拍。他一生都在地里翻土，头发被太阳晒得发黄，从来不看我一眼。

    他没夸过我，也没骂过我。他的沉默，比任何一句责骂都更让人发冷。那不是因为严厉，是一种彻底的不在意。

    就像他种的玉米苗，站得正不正，一眼看出；要是歪了，也没必要扶，锄了便是，不值得操心。

    我一直觉得，在他心里，多一个我，少一个我，没什么区别。他之所以点头抱养我，大概是因为母亲坚持。

    母亲又黑又瘦，身形像院子里那口老井，沉着却固执，总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她蹲在地里拔草时，有时会抬头看我一眼，语气淡淡地说一句：“你就争口气，别让我在人前抬不起头。”

    她说这话，不是因为心疼我，而是因为面子。她怕别人说她：“连个抱来的娃都教不出来。”

    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比我大四岁，出嫁了，很少回家；妹妹比我小四岁，嘴甜，长得水灵，走到哪儿都惹人喜欢，是家里人逢人就夸的“好闺女”。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尽管，是被捡来的。

    小时候，村里人喝酒打牌时说话大声，什么都不避讳。他们常常当着我的面笑：“他呀，是隔壁村抱来的，命硬，不好养。”

    我低头装作没听见，耳根却早就红透了。

    那句“命硬”，像钉子，一点点钉进心口。每一声都像落锤，钉得不响，却很疼。

    那天晚上，我梦见自己站在一片收割后的麦田里，风一阵一阵吹着干草，沙沙作响。我一个人走啊走，走到天黑。村口的狗不认识我，连影子都看起来陌生。我张口想喊“妈妈”，却一个音都喊不出来。

    梦醒时，天还未亮。我睁开眼，望着屋顶斑驳的梁木，忽然觉得，自己像那个梦里走失的人——没有来处，也没有归处，只能不停往前，往一个谁也不保证能抵达的方向。我睁着眼望着屋顶低矮的土炕梁，手边传来妹妹均匀的呼吸声。她睡得很熟，嘴角微微翘起，像梦里正在追一只蝴蝶。

    那一刻我想，也许她才是“真正的孩子”，是这个家血脉里自然生出的枝丫。而我——只是被塞进来的，勉强贴上姓氏，努力生根的一根嫁接枝。

    “不是亲生的”从来不是一句明说的话，它是一种慢慢渗进骨头的感觉——就像你天天吃着家里的饭，却总忍不住想：我真的配吗？我是不是吃多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