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被视为时髦与潮流的象征。

    而潮流是一柄双刃剑。在加速普及了人们对“葡萄酒”这一事物的认知的同时，它也强化着那些堪称是负面的刻板印象。

    “葡萄酒就是外国舶来品”，“根本不甜，所以一点也不好喝”，“葡萄酒定是法国产的才算好”——在品尝了第一口之后，人们就已根据心中既有的偏见，简单粗暴地做出了定论。

    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

    仿佛是一群闻到血味的凶残鲨鱼那样，在“葡萄酒”三个字上嗅到了商机的大小酒坊，争先恐后地开始了抢滩登陆作战：制造方式？别在乎，葡萄果汁兑食用乙醇也照样能喝。喜欢甜的？没问题，糖精加多少那还不就只是一句话的事儿！纯正酿造？没错，保真，千真万确都是用葡萄酿的酒，至于是什么品种的葡萄，那你就别管了……

    十年，对近代的葡萄酒工业历史而言，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之于国产葡萄酒，这却是一段混乱到濒临毁灭的漫长暗夜。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于家里的葡萄酒庄……对于妈妈要在中国酿葡萄酒的这件事，他从未做过任何形式的直白表态。”

    他们从公交车上下来，迎面走进了街头的熏然春风里。

    单手插兜的岳一宛，额前几绺微卷的黑发也被清风潦草地吹乱。自久远过去的伤感情绪终究是在那双翡翠色眼瞳里留下了痕迹，如同劲风拂过盛夏草原之时，伏倒的草叶下露出一片片蜿蜒而干涸的河道残骸。

    “投建一家酒庄——我是说，严格意义上的那种酒庄，不仅有酿造车间，还得是有自己的葡萄种植园的那种——所需花费的金钱，动辄便以亿计。”

    步行街道的两侧，大大小小的广告屏上声光绚丽。拎着橙色或白色纸袋的客人们，满面笑容地走出店门。杭帆放眼望去，至少看到了七八个罗彻斯特集团旗下的牌子。

    奢侈，是金钱的游戏。而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酒庄，这更是奢侈中的奢侈。

    “但金钱从不会凭空而来。”

    岳一宛平淡地说道，“商人每扔出一笔钱，都是在期待它能带来更大的回报。而‘酒庄’这种东西，它又与珠宝豪宅之类能够随时间流逝而逐渐增值的物件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单纯地买下它，又或放在那里无人关照，酒庄是不可能自己就生出钱来的。”

    虽然身无余财，但在常识与逻辑的判断下，杭帆也并非不能理解：在所有类型的投资里，葡萄酒庄，恐怕是最最吃力不讨好的那一种。

    因为它永远需要技艺精熟的团队为之劳动与耕作，永远需要人们年复一年地为它付出心血，永远需要大量且繁重的日常维护工作。这一切都意味着，自诞生的那一刻起，酒庄就成为了一台全年无休的钞票粉碎机。

    “她没有赶上好时候。”

    人潮里，斯芸的首席酿酒师与他的朋友对视。杭帆漆黑的双瞳就像是两颗明亮的远星。

    在那沉默却专注的柔软目光里，岳一宛露出了一个近乎心碎的微笑。

    “整地，种植，调整品种。收获，酿造，陈年装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耐心与时间，可上个世纪末的商人们，最缺乏的就是耐心与时间。”

    在岳一宛出生的那年，Ines的酒庄终于竣工。可直到她的孩子捧起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本，第一个年份的葡萄酒才终于完成了装瓶。

    而那正是整个行业的至暗时刻。

    2001年12月，多哈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外贸易的繁荣，使得越来越多的进口葡萄酒被运进了中国市场，并以相对实惠的价格，风风光光地摆放进了商场与超市的货架上。

    ——在鱼龙混杂且遍地假冒伪劣产品的国产葡萄酒，与象征着“有品位”与“很时髦”的进口葡萄酒之间，消费者们几乎无需多做选择。

    “头几年是最糟糕的。”

    在自己的舌根上，他仍然能品尝出那种苦涩的感觉。

    “在那些年里，获取资讯到底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毕竟，就连那些专做酒水经销生意的商人，对葡萄酒这个东西的理解也就仅限于‘干红不甜’而已。”

    岳家的老头子讨厌外国儿媳，更讨厌“有悖正统”的葡萄酒，他绝不允许Ines在酒标上使用自家黄酒厂的名字。

    没有老字号品牌的名声加持，Ines在作品在市场上几乎无人问津。

    “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她的酒才终于在一小部分爱好者中打出了口碑。但我们家的酒庄实在太小了，一年也就只能产出两三千瓶葡萄酒而已。尽管每瓶酒的定价都不算低，可因为前期的投入实在太大，一直要到我十几岁的时候，酒庄才勉强算是实现了收支相抵。”

    “‘再过两年，我们就能开始盈利啦！’……她最后一次对我说这话，是在一个星期三的中午。”

    高中二年级的春游日，仍然和那群年长他两岁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