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村里人见到我，都会停下脚步，拍拍我肩膀，说些“有出息了”“你妈真有福气”之类的话。每个人的语气里都带着点羡慕，也带着些和自己无关的欣慰，就像看见一棵他们以为长不大的树，居然也抽出了枝丫。

    我笑着应着，低头那一刻，像只终于长出羽毛的候鸟，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困在这片泥泞的平原了。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变化不在这些“有出息”的话里，而在我妈的眼神里。

    那天傍晚，她剁完鸡，擦干净刀子，收回灶台边，没说一句话，只是轻轻拍了拍围裙上的灰，在院子里坐下。父亲坐在门槛边抽烟，两人低声说着学费的事，说得像是在商量种地，只不过这一回，要种的，是我。

    他们还提到了要办一场酒席，说是“答谢老师”，其实我听得出，那更像是一次静悄悄的昭告：我们家那娃，争了口气。

    母亲抬起头，看着远处蓝灰的天幕，对我说：“你自己去买行李吧。看看缺啥，就买啥，别亏待了自己。”

    她说得轻，像是说了句“记得带伞”，但那一刻，我站在她背后，看着她微微佝偻的身形，喉咙一阵紧。她不是不疼我，她只是从不把疼说出口。她是那种一辈子把喜怒都锁进柴火和针脚里的女人，委屈咽在汤锅边，却从来没说一句“苦”。

    她比谁都明白，从这一片硬土里长出一个“人”有多难。她不想我考出去了，却在外头饿着肚子；她不想我进了城，却被人一眼看出“穷”；她怕我狼狈。

    她把这些话，全塞进那句“别亏待了自己”里了。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的小商店，买了两件新衣、一只白色塑料壶，还有一个红蓝条纹的帆布袋。其实我也知道，西安那样的城市，什么都有，可她只是想让我带着家的模样出发，哪怕那些东西最终在宿舍角落落了灰，她也安心。

    那天晚上，天特别低，星星稀稀落落，风很轻，像是在耳边犹豫着说再见。我把买来的东西一件件收进行李，最后关上袋口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一次，我真的要走了。

    母亲坐在床边，背对着我缝补一件旧衬衣，窗外的余晖把她的背影照得有些透明。我没说话，只是悄悄看着她，觉得那一刻，比收到通知书还让人想哭。

    我走出房间，坐在院子边缘，看着她的背影慢慢隐进屋内，一道日光斜斜落在她肩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好长。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即将离开的，不仅仅是一条通往西安的路，更是她用尽一生，为我一砖一瓦打通的出口。

    夜晚，她悄悄地，把几年的积蓄裹在一块洗得发白的布里，塞进我手心。那是一叠旧得发脆的百元大钞，像她手背上的老茧，一层一层，粗糙又真实。

    她低声说：“你不是捡来的。”

    我没说话，只是低下头，泪差点滚出来。

    那一刻，我知道，她早就听见过那些风言风语，只是从没告诉我她听见了，更从未怀疑过我。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守着我，只不过我太迟才听懂。

    那晚我睡不着。

    风很轻，像有人不忍心打扰。月色薄得像纸，贴在房檐、葡萄架、树叶上，像一个即将收尾的夏夜在做最后的低语。灶台边那口老锅还留着炊烟的味道，像她的手，粗糙，暖，烧过柴火的痕迹，是她默默为我熬出的时光。

    我靠在门边，腿上搁着那封通知书。封皮被我摸得起了褶皱，但那几个字依然清晰：西安外国语大学录取通知书。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是许老师。

    “接到了？”他的声音带着沙哑，像穿过旧铁皮房顶飘来的风，有点远，但熟悉。

    “嗯。”我轻轻回他。

    “我就知道你行。”他说，“你不是那种轻易就认输的孩子。你只是一直没人告诉你，你可以。”

    我握着手机，没能回答，眼眶却慢慢湿了。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找更温柔的话，又像是在对自己的某段过往说话。

    “等你到了西安，好好读书，好好活着。”他说，“你配得上光，也配得上更好的生活。”

    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心脏，一紧，又轻。

    我回屋，把通知书放回枕边，望着床头那张贴了整年的《人民日报》剪报：“寒门贵子，从高考走出大山。”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像看着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一直看到眼皮终于合上。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自己一个人奔跑在刚割完麦子的田野上。脚下是硬邦邦的田垄，风从背后追着我跑，簌簌作响，像一群被释放的鸟。

    没有人喊我，没有人笑我，也没有人挡我。

    只有风，替我把那些年贴在背上的标签，一点点吹散。

    我跑着，跑得像要从地里拔地而出。田垄的尽头，是一道坡，坡上有光。不是那种让人睁不开眼的阳光，而是一束淡淡的金，从天际线悄悄泄下来，像天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