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车灯的光影斜斜掠过天花板，一下又一下，像另一个世界在轻拍我的肩。我的手指在枕头边沿来回蹭着，仿佛只要不停，就能握住什么熟悉的东西。

    凌晨四点，我醒了。胃是空的，心却像泡在某种灼热的液体里。

    我走到镜子前，看着那个脸颊微青、下巴冒出一撮小胡茬的自己。

    “加油。”我轻声说。声音低得像要藏进胸腔里，却足够唤醒我全身的神经。

    天亮后，整车的同学穿着整齐的校服，一辆辆大巴送我们往考场驶去。

    当车缓缓停在考点外的广场时，我在人群里看到了他们——父亲插着兜，脸上带着倦意，另一只手挥得不自然；母亲嘴唇开合，一遍遍在说“加油”，可我什么也听不见。

    我突然想哭。

    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明白。

    明白这不是一场考试，而是一场必须赢下来的战争。

    我深吸一口气，走下车。脚底有些发软，空气里混着初夏的麦香和城市的汽油味，像一碗热腾腾却让人窒息的汤。

    我告诉自己：就这一次，把它活成一个传说吧。

    考点门前人声鼎沸，像一个永不谢幕的集市。

    老师、家长、三轮车夫、卖冰棍的、站着看热闹的老头——所有人都挤在那条小街上，吆喝声、喇叭声、汗味混在一起，热得像一场命运的博弈即将开盘。

    我被人群推搡着走进校门，像一块小石头，被扔进未知的水面，谁也不知道溅起的是水花，还是浪。

    第一科是语文。我几乎没停过手，像是在试卷上奔跑。

    作文题是关于幸福与思维方式。我洋洋洒洒写满了试卷，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谁是谁非，只写了那个在风里奔跑的自己——

    一个始终不敢说“我想要不一样”的人。

    第二天的英语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时，眼圈红了。

    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完成。

    那一刻，我终于写下最后一个答案，阳光穿过考场的老窗户，洒在我的卷子上，像一只手，轻轻放在我肩上。

    我明白了，不是在和别人比，而是在和那个透明的自己较劲。

    那个被忽略、被叫娘炮、被说命硬、被贴满标签的少年。

    我赢了他。

    那晚，我睡了整整十个小时。

    梦里没有笑声，没有耳语，没有站在讲台上的嘲笑。

    只有我，站在很高很高的台阶上，风很大，吹得人几乎站不稳，

    光，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像是命运终于承认，我可以被看见了。

    七月的某个中午，阳光落得正狠，晒得老屋的墙皮卷了边。就在那样一个安静到连蝉都不想叫的时辰，村广播响了。

    “恭喜我镇下岿中学孟岩同学，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高考文科全校第一，全市前十，英语单科成绩一百四十三分。”

    声音一字一句，拖着回音，在整个村子上空飘荡，像是要钻进每一间土屋，每一个人的耳朵，也像是从来没有人这样郑重地，喊出过我的名字。

    那一刻，风仿佛停了。

    我妈正蹲在院子角落，剁完鸡脖子，手里还拎着那把带血的刀。她一愣，像没听清，又像不敢相信。然后什么也没说，只是抬起袖子，胡乱擦了把脸。那一抹湿意，不是汗，是眼泪，是她一生最无声的欢喜。

    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眼里带着光，嘴角带着笑，像一个终于盼来晴天的孩子。

    我爸呢，还站在地头抽烟，背对着我们。广播念到第三遍的时候，他才咳了一声，把烟头踩灭，说了句：“嗯，考得还行。”连头都没回，就像只是说了句天气不错。

    没过几天，通知书到了。是邮递员亲自送来的，用皱巴巴的塑胶袋包着，像一件小心翼翼传下山的宝物。

    我捧着那封信，站在院子中央，指尖冰凉，心口却像被火点着了。那封薄薄的纸，轻得几乎能透光，却沉得像命。是救命的，是我此生唯一的药引。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头顶是绷紧的夜空，连星星都藏得远远的，月色像被水洇湿的纸，晕开在瓦檐和葡萄藤上。

    我把通知书放在膝盖上，一遍一遍地看那一行字——

    “西安外国语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些字像火，在纸上，在我心上，留下烙印。

    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终于活成了一个人。

    不是哪个多出来的“抱来的孩子”，不是命硬的、不被祝福的、不该出现的那个阴影。

    我不是土里的孩子，不是姓氏里写错的一笔，不是被人背地议论、被同龄人耻笑的“怪胎”。

    我是孟岩。

    是这个村子里，第一个考进西安一本大学的人。

    是那个写过情书、被全班围观、